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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惠言易學與晚清今文學

作者:谷繼明(同濟年夜學人文學院)

來源: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

          原載于 《海南年夜學學報》2019年第1期

時間: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丑

          耶穌2019年12月18日

 

[摘要]

 

張惠言是晚清今文學興起中的關鍵人物,他的學問介于樸學與晚清今文學的接壤點上,他做的漢易學上承惠棟。但是根據現有資料,以考證的方式來復原虞翻易學,只能是破裂的。張氏不取考證學的方式,而是抽繹出虞翻易學的精義,再參加本身的體會,建構出虞翻卦象的結構體系,再憑借這個體系來箋釋虞翻《易》注。這種方式富有創造性,也算是今文經學的一個主要特點。同時,張惠言的禮學短期包養,也非考證禮學,而是與公羊家的禮學相通。他會通易與禮,其實也蘊含著公羊學在此中。張惠言的方式傳給劉逢祿,同時對黃以周、曹元弼等也有影響。

 

[關鍵詞]

 

張惠言  常州學派  今文經學  漢易

 

[中圖分類號]B 249.9

 

按:此文初宣讀于2016年四川年夜學“第四屆全國古典學年會”。會上蒙李長春傳授不棄,約組稿發表,于《海南年夜學學報》2019年第1期刊布。李阿慧博士于同濟讀書間專治張氏《易》,功力高深,亦嘗與我商討論義。阿慧兄曾在數歲前撰寫文章,后以《授命與改制:張惠言虞氏易禮的經學歸旨》一文發表于《原道》2018年第1期。兩文雖有部門觀點重合,但亦有分歧處。今既蒙《儒家網》約推此文,故略述原委這般。至于張皋文易專家,則仍無望于阿慧兄焉。

 

又按:本日下戰書突得新聞,石立善傳授往世。回念此文在2016年古典學年會發表時,石傳授曾提問說,以經解經是古典里面一個通用的方式,張惠言有何特點?我答覆說,泛泛地研討或人的解經特點,觀察他用了哪些其他經典來解釋,這種研討長包養網比較短常無聊的。值得我們關注的是,他在解釋的時候以哪種經典為本位,及其背后的義理結構和問題意識是什么。石傳授認同。惋惜現在再無機會向他請教了,令人不勝悲哀。——谷繼明2019.12.17

 

一、今文先導

 

晚清的今文經學,興起于常州,學者多以為自乾隆時莊存與治《年齡》始。然劉逢祿說:“皇清漢學昌明,通儒輩出,于是武進張氏治虞氏《易》,曲阜孔氏治《公羊年齡》,今文之學萌芽漸復。”[①]張惠言較莊存與稍晚,與劉逢祿屬統一時代而稍長,算是前輩。張氏治今文,對于常州的學風無疑有主要影響。孫運君即曾指出張惠言《易》學對于今文經學的意義[②],不過其考核尚粗觕,且于《易》義鮮有涉獵。

 

假如將閻若璩、毛奇齡、胡渭等算作過渡時期的學者,而以惠棟為第一代典範漢學家的話,那么《易》學在這場漢學復興潮水中具有首出的意義。惠棟學術之最著者乃《易漢學》和《周易述》,其后,江聲、王鳴盛等的《尚書》學注疏便是《周易述》的效法,如李慈銘謂江聲《尚書集注音疏》“自注自疏,古所罕見,江氏蓋用其師惠定宇氏《周易述》家法”[③]。

 

《易》學盡管也有今古文的問題,但卻并未墮入今古文之爭。惠棟同心專心復漢,而當時存有漢經師舊注的,《詩》之毛《傳》與鄭《箋》、三《禮》之鄭注、《公羊》之何休注、《易》之虞翻注罷了。惠棟《易漢學序》:

 

《六經》定于孔子,毀于秦,傳于漢。漢學之亡久矣,獨《詩》、《禮》二經,猶存毛、鄭兩家,《年齡》為杜氏所亂,《尚書》為偽孔氏所亂,《易經》為王氏所亂。……惟王輔嗣以假像說《易》,最基礎黃老,而漢經師之說蕩然無復有存者矣。故宋人趙紫芝有詩云:“輔嗣易行無漢學,玄暉詩變有唐風。”蓋實錄也。[④]

 

《周易》漢注雖為王弼所亂,但《周易集解》中保留不少,最多的當屬虞翻注。虞翻為三國時人,其家傳孟氏《易》,已包養行情有五世[⑤]。孟喜《易》本于田王孫,屬于今文《易》中較著者。故清人以為,由虞翻注可上推孟氏《易》,以致于楊何之學。惠棟本此意作《周易述》,以虞氏為主,兼用鄭玄、荀爽。因為漢人《易》注存世本少,惠棟也就不復嚴格區分。是故虞翻雖名義上屬孟喜今文學系統,鄭、荀雖名義上屬費直古文學系統[⑥],而惠棟卻并不消今文學、古文學壁壘森嚴的目光來治漢《易》,盡管其學有今文學傾向。[⑦]

 

惠氏治《易》雖以今文為主,然至其身后而鮮有問津者。惠氏《周易述》臨終時尚未完成,再傳門人江藩為之補苴,然弗逮于惠氏甚遠。戴震、程瑤田、王念孫、段玉裁諸學者多用力于禮與小學,蓋考據喜征實,厭發揮也。張惠言起而重《易》,今文之風乃盛。錢穆謂常州之學“乃有蘇州惠氏好誕之風而益肆”[⑧],指出了惠棟對于張惠言等常州學派的影響;可是將惠氏和張惠言及常州學派完整看做一脈,則稍可商議;而攻詆惠、張過甚,也非平情之論。就《易》學而言,張惠言嚴明虞、鄭、荀家法,而以虞為主,對于《易》的懂得有清楚的體系,這相較于惠棟,更進了一個步驟。關于張惠言的生平及其重要的易學著作、觀點概述,已見于汪學群的研討[⑨],茲不贅述。

 

二、重構虞翻

 

張惠言研討虞氏易,很是能體現其今文學家特點的一點在于,他不是通過考證學的方式往復原虞翻易學的原貌,因為根據現有資料,以考證的方式往復原虞翻易學,只能是破裂的。張氏不取考證學的方式,而是抽繹出虞翻易學的精義,參加本身的體會,建構出虞翻卦象的結構體系;然后再憑借這個體系來箋釋虞翻《易》注。這種方式富有創造性,且也算是今文經學的一個主要特點。

 

鄭玄《易贊》曰:“庖犧作十言之教,曰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離、艮、兌、消、息。”[⑩]是十言之教中,以新聞為關鍵。張惠言也由此來掌握虞翻《易》。其《周易虞氏新聞》可謂虞翻《易》的總綱,尤以《八卦新聞成六十四》一節圖表為關鍵。張惠言箋虞翻,多據此圖為說。但是此節卦變包養留言板圖頗為繁難。黎心平曾有探討,解決了一部門問題[11]。今更嘗試探其深意。虞翻《易》的卦變,年夜致遵守十二新聞卦生雜卦的原則。不包養網VIP過,若將虞翻注卦變加以歸納,則似乎又沒有那么整齊有序。張惠言則反復探尋演繹,終于制訂了掌握虞氏卦變的包養行情方式,亦即將卦變納進新聞中;而其所謂新聞,也不僅僅“復一臨一泰一年夜壯一夬一乾一姤一遯一否一觀一剝一坤”這樣簡單的線性循環。好像黎心平所指出的,張惠言引進了月體納甲來統合十二新聞,從而使十二新聞卦變成了雙行結構。其實月體納甲,也是主要的新聞說,且為虞翻所重視,只是虞翻多以八經卦配月體納甲,而張惠言應用到十二新聞卦。這樣十二新聞卦的運行,就分紅了陽之新聞、陰之新聞兩組:復一臨一泰一否一觀一剝一坤一復;姤一遯一否一泰一年夜壯一夬一乾一姤。為何泰之后折進否觀剝,而不是年夜壯夬乾;否之后變為泰年夜壯,而不是觀剝坤呢?這是考慮到《雜卦傳》和虞翻注的“否泰反其類”說。換句話說,否會立刻變為泰,泰會立台灣包養網刻變為否。同時,這種設計也完善地將十二新聞的陰陽雙行設定妥當:若既要合適陽起于復、陰起于姤,又要合適震一兌一乾一巽一艮一坤的月相新聞,則只能這般設定。

 

十二新聞的骨架確立了,接下來就要據卦變來樹立整個六十四卦的結構。普通而言,雜卦都是從新聞卦通過爻變(即一卦中兩爻地位的交換)得來的,故當系于各自的新聞卦之下,在這方面最整齊的莫如朱熹的卦變圖。可是虞翻不僅僅有數理的興趣,還要照顧到兩個原包養管道因,即天道運行[12]和注經。在虞翻注中,有一些特例不從新聞卦來,關于這一問題可參考劉玉建的探討[13]。這里可分為幾組:一是反復不衰之卦,即坎、離、中孚、小過、頤、年夜過,孔穎達稱作“變”,又稱“錯”;二是一陰或一陽之卦,謙、履、師、同人(無注)、比、年夜有(無注)、小畜;三是屯蒙;四是旅豐。張惠言的處理是(如下圖一所示):(1)反復不衰之卦有特別的結構,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坎離,在月體納甲中,坎離是“運轂正軸”的,張惠言是以也將坎離設定在陽消滅進坤之后,復出震之前的階段。同理,頤、年夜過設定在陰衰進坤后,姤之前的階段。而小過、中孚,一在否觀之際,一在泰壯之交。總之,反復不衰之卦都設定在了陰陽新聞變化的轉折點上。(2)孤陰孤陽之卦,虞注卦變以為是乾坤之交。虞注已說剝變為謙,師變為比。而在張惠言看來,謙一履、師一同人、比一年夜有三組,坎離分別在三、二、五位,則此數卦廁于剝坤之后,坎離之前。相應地,豫一小畜、萃一年夜畜、蹇一睽屬于夬姤之間、陰生之前的卦,在頤、年夜過之前。(3)屯自坎變,虞台灣包養網注已言之,故張氏置屯鼎于坎離之后,又配蒙革于年夜過頤之后。(4)旅、豐,張氏從虞,分別系于賁、噬嗑之下,出于否泰相接之際,故特變。張氏的卦新聞,亦可以參考徐昂[14]、潘雨廷[15]、李阿慧[16]的講解。在這四部門之外,還有損益兩卦比較特別,說詳后一節。

 

 

 

圖1

 

(此圖什么意思,若何解釋,請加說明,并標明序號)【圖已在上文補充了“見圖一”的字樣,并且加了題注。請排版的老師選擇好格局別跑失落了。】

 

經過以上設計,張惠言樹立了一個縝密的六十四卦新聞變動的體系。這里面是張氏本身的體系道理與虞包養心得翻注彼此切劘的結果。他根據新聞的道理,再根據現有虞注卦變理順基礎結構,然后再設定或填進其他虞注所闕或不順的卦。這個卦變結構,能否合適台灣包養網虞翻的原意,已很難探尋,因為虞翻注已經殘缺不全。他樹立這個體系,其實和虞翻的一些說法有牴觸,但都可以通過解釋來加以抹平。總之,張惠言的建構,充足表現了其思維的縝密、想象力的豐富,是今朝對于虞翻卦象體系最有條理的解釋。這個新聞體系和圖表,不僅僅是一種象數的興趣和《周易》經文解釋,並且是張惠言心目中的天道變化、陰陽消長的模子。

 

三、禮象與改制

 

張惠言兼善禮、《易》,故以禮治《易》似在道理之中。一些學者已指出此特點,如陳修亮等[17]。但是張氏以禮治《易》,若僅逗留在他援用了何種禮制來解《易》,則太過概況和籠統。還有,他這種解釋方式的問題意識是什么?又有何影響?這都是需求深刻討論的。

 

就方式論而言,張惠言以條例治《易》,這是與他治《禮》相關的。因為禮學特別請求體例。這一點從上節張惠言對于虞氏《易》學六十四卦體系的建構中可以看出。

 

張惠言曾提出“易者禮象也”的說法:“韓宣子見《易象》與魯《年齡》,曰:‘周禮盡在魯矣。’《記》曰:‘夫禮,必本于太一,轉而為陰陽,變而為四時,其降曰命。’故知:易者,禮象也。”[18]這個命題非常有見地。一方面,他為禮學樹立了形上的意義,另一方面,又使易學從抽象虛玄的思辨中走向形下,從而使形上形下孤芳自賞。他引《禮運》的“夫禮必本于太一”如此,以表白禮上通天道,禮之展開是太逐一陰陽一四時,也就是太極一陰陽一四象一八卦之易道展開的過程。

 

張惠言是特別重視象的,為此他甚至反對數:“易者,象也。易而無象,是掉其所以為易。數者,所以筮也,圣人倚數以作《易》,而卦爻之辭,數無與焉。漢師之學,謂之言象可,謂之言數不成。象數并稱者,末學之陋也。”[19]假如考慮到宋代易學的數理興趣,則張惠言針對的意圖非常顯然。又如他說:“夫理者無跡,而象者有依。舍象而言理,雖姬孔靡所據以辯言正辭,而況多岐之說哉。”[20]舍象言理,顯然在批評王弼以后,包含宋明的學風。對于數、理的貶斥,意味著反對過于抽象虛玄的思辨;而強調象,是要給解《易》以規范和約束,由象進一個步驟落實為禮象,則解《易》的約束性和邊界就更清楚了。

 

需求留意的是,張惠言的禮,并不僅僅是進退揖讓、名物度數,而是觸及了軌制層面,特別包養dcard是改制。在這個意義上來說,“以禮治易”就是以禮學與《公羊》學之改制通《易》之改制。

 

其《虞氏易禮》,起首列的就是“周家授命三卦”,即晉、升、明夷。晉卦是文王為方伯以服事殷之象,升卦是文王授命之象,到了明夷卦,則有伐紂反動之象[21]。文王授命,稱王改制,此今文家特別是公羊家之說,若何休謂:“文王,周始授命之王,天之所命,故上系天端。方陳授命制正月,故假以為國法。”[22]推言之,凡《周易》卦爻辭中所稱王,皆文王自稱。張惠言說:“后人不敢道文王授命稱王改制,遂使年夜義淪晦。豈知圣人膺箓受圖,灼然天人相與,而易姓七百二十軌,為易道至年夜哉。”[23]此處所謂“軌”,是《易緯乾鑿度》中所謂朝代享國之數。《易緯》供給的歷史,是朝代更替的歷史,而其變化的規律,與公羊家的三正說雷同。又如他解“東鄰之殺牛,不如西鄰之禴祭”,聯系到殷商以夏祭為禘,周改制以夏祭為禴,乃知此處即言殷周四時之祭的變革[24]。張惠言稱贊鄭玄以禮說《易》,“原文本質,使周家一代之制,損益包養一個月具備,后有王者,監儀在時。”[25]假如以三正說來推,《周易》經文之禮,是文王授命所改台灣包養網、周家之禮;那么孔子所作的十翼,也應當有孔子“素王改制”之法。由于張惠言專門解釋《易經》,故《易傳》發揮未幾,但他依然通過引虞翻注暗示了這一點:“孔子行夏之時。經用周家之月(張箋:如臨‘八月有兇’為遯)。夫子傳《彖》《象》以下,皆用夏家月。是故復為十一月,遘為蒲月矣。”[26]

 

張惠言重視禮學,是欲藉此而興復儒家之政教。其理據,包養一個月既在《周易》,亦在《年齡》,而禮便成為實施的主體。其依據《年齡》論禮,還表現在文質的討論上。對于文質,張氏的見解是:“文質者,其要在父子君臣之序,六親高低之施,其事正于坐立拜跪裼襲差殺起落之際,而收支于性格之間。”[27]易言之,文質是處理人倫禮制時的分歧方式。所以他比方道:“文質之為禮,猶曲櫱之為酒也。圣人合文質于禮而輕重之以為教,猶酒人之輕重其曲糱以為齊(劑)也。”[28]張氏特別強調,文質是禮的分歧,而非質為實、文為禮,所謂“禮樂者,道之器也;文質者,禮樂之情也;尚文、尚質者,所由以進禮樂之途也”[29]。這個說法合適儒家特別是公羊家對文、質的懂得,如董仲舒即有“質禮”“文禮”之說。顯然質、文皆是禮。

 

文質理論是用以改制的。曾亦傳授指出:“《年齡》改制,明三教之所以分歧,或從殷,或從周,或損周文從殷質,或變殷質用周文,其實皆不過承衰救敝罷了。可見,漢人由三教而言改制,唯圣人能當之,即因前代之利害而有所損益,如是而培養一代新制。”[30]張惠言從文質的角度來討論禮學,目標也是藉禮學來實現改制。《公羊》家多以為,商主質,周主文,孔子作《年齡》則復主質。只是周以后,似乎再沒有出現三代的亂世,似乎意味著文之返質的盡力再沒有實現過[31]。張氏則以為:“自周以來,全國之勢未嘗一日不欲反于質,特無圣人為之導爾。……歷觀漢唐以后,得全國者莫不崇簡易,尚惇樸;而無以成其教,則風俗不變,治亦不長。蓋平易近之欲反質之勢,千有余歲而未嘗改。而迄不得圣人為之,遂壞亂包養管道而不救,使異端得以乘其隙,可慨也。后世之平易近,日益茍簡,起立拜跪周旋裼襲之數僅有存者。質既盡喪,而復相與自往其文。治全國者,得不早為之所哉。”張氏制禮的目標是返質,但在他看來,問題不僅僅是質的缺少,並且殘存的一點文也要往失落。這意味著整個禮教的隳壞。所以當務之急,就在于若何從頭興復禮教。

 

禮教關系著治亂的年夜局。張氏有《原治》一篇,認為古之治、今之亂,最基礎就在于禮教的分歧:

 

先王之制禮也,原情而為之節,因事而為之防,平易近之生固有喜怒哀樂之情,即有飲食男女聲色安適之欲,而亦有惻隱羞惡辭讓長短之心。故為之婚姻、冠笄、喪服、祭奠、賓鄉相見之禮,因以制高低之分、親疏之等、貴賤長幼之序、進退揖讓起落之數,使之情有以自達,欲有以自遂,而仁義禮智之心油然以生,而邪氣不得接焉。平易近自日用飲食、知能所及、思慮所造,皆有以范之而不知其所以然,故其進之也深而服之也易。[32]

 

后世為政者則否則:

 

不治其情,而罪其欲也;不制其心,而惡其事也。令之以政而不知其所由然也,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掉也。平易近行而無所循習,動而無所法守,不勝其欲,而各以知求之。知上之有以禁我也,則各以詐相遁,有司見其然,于是多為刑辟以束縛之。條律之煩,至不成勝數。以治其不幸而不克不及逃者,其幸而能逃不抵于法,則又莫之問也。[33]

 

張氏在這里對時局頗有批評性。宋以來,為政者對人欲的負面見解越來越嚴重,而禮教轉變為政令,放棄對情面的循循善誘和天然培養,一變為慘殺。國民則由此“免而無恥”,于是禮教陵遲。張惠言所處的時代,已經危機四伏、亂象叢生。除了頂層的危機,處所社會也面臨嚴重的困難,重要是吏治的敗壞、平易近生的艱難、處所的痿痹困頓。他本身的家鄉也是這般:“方今吾鄉,風俗益偷,禮教益薄,此世道之憂,搢紳師長教師之恥也。”[34]處所社會痿痹,禮教廢弛,就會出現脫離配合體的平易近眾。這種脫離,一方面是經濟上的掉業和衣食無著,一方面是社會關系上的無依附、精力上的孤立感和倫理上的不受約束。當然,這種現象不僅僅和吏治腐敗有關,也和包養妹晚清以來工商業的發展有關系。無論什么樣的原由,這種狀況都是很嚴重的,就近而言直接威脅著國家的穩定,就遠而言則背離了儒家之教。張惠言的對策,依然是禮教:“愚以為方今之勢,教平易近之要有五:一曰立宗法,二曰聯什伍,三曰聯師儒,四曰講喪祭之法,五曰謹章服之別。五者之教行,而偝逝世忘生之風革,惇厖純固之俗成,平易近有以相養而無以相棄。上不費而惠,遍則三代之治,不是過也。”[35]這五條計劃,焦點就是以禮教、宗法重建處所社會的次序。一方面,宗族在經濟上可以彼此周恤;一方面宗族對于非禮和違法的人事也有制約。當然,他的禮教要返質,特別重視禮在制訂和實施中的溫和、天然,從而消減其壓制性的氣力。

 

四、會通虞鄭,究際天人

 

張惠言重家法,他認為:“治《易》者如傳《年齡》。一條之義,各以其例,時若可比,究則迥殊。李國運、朱震合諸家而為說,是知日之圓,而不知其不成以為規也。”[36]是故他治漢《易》,鄭玄、荀爽、虞翻則分別治之,因為每家有本身的體系,雖一個渺小的注解,背后卻是整個經學體系的考量,故概況上的“擇善而從”只能是不克不及深刻理會各家的精要而流于膚淺。張惠言堅持家法,故能超出惠棟,獲得了衝破性成績[37]。但辨別家法不等于抱門戶之見不克不及會通;而恰好是在仔細深刻研討各家的基礎上,找到了最基礎性的事理,實現了更深層的會通。

 

前文提到,虞翻屬今文,鄭玄屬古文。但二者的區別重要不在今古,而是在詮釋標的目的上的分歧。虞翻《易》學之要,在于新聞和卦變;而鄭玄《易》學之善,則在禮象。張氏會通虞鄭,就需求將天道新聞與禮象融會貫通。張氏自述為學:“退而考之于經,求六合陰陽新聞于《易》虞氏,求古先圣王禮樂軌制于《禮》鄭氏。……圖《儀禮》十卷,而《易義》三十九卷亦成,觕以述其跡象。若微顯闡幽,開物成務,昭古今之統,合天人之紀,若涉淵海,其無涯涘。”[38]

 

後面提到張氏易、禮一體,實際上給禮學賦予了形上的意義。這恰是會通虞鄭的基礎。天道新聞,是制禮的形上依據,而新聞亦必定表現為禮。同時,新聞意味著天道變化,而一個新聞的結束,轉進下一個新聞的循環,適為三正改制的天道本源。

 

夫如是,故張惠言說:“虞氏于禮,蓋已略矣,然以其所及,揆諸鄭氏,源流本末蓋有同焉。何者?其異者,所用之象也;而所以為象者不殊。故以虞氏之注推禮,以補鄭氏之闕包養甜心網,其有不當,則闕如。一以新聞為本。”[39]“所以為象者”,也就是天道新聞,故其作《虞氏易禮》以新聞為本。具體說來,好比後面提到張氏以晉、升、明夷為文王授命之卦,他的考核,不僅僅是在卦爻辭所反應的禮制上,並且將三卦放在六十四卦新聞圖地位中。假如不考慮新聞卦,那么升卦是陽息之卦中的第一個卦,明夷次之,所以他說“陽之息卦始于升,王者授命之義也”[40];而晉卦則在剝坤之間,是陽將亡之象,故以象殷之惱包養網dcard

 

具體到個人修養之禮,也與天道相關。對于個人來說,禮的感化是遷善改過,其在《周易》,則是損、益兩卦之象。張氏謂:“益象遷善改過。善之與過,何故決之?亦曰禮罷了。”[41]“禮者,道義之繩檢,言行之年夜防,進德修業之規矩也。正人必學禮,然后善其包養犯法嗎所善,而過其所過。”[42]而損益二卦的懲忿窒欲和遷善改過,具有更深層的天道依據,在張惠言的新聞卦體系中有特別的位置。《雜卦傳》說“損益盛衰之始也”,天道之盛衰,關節點在否泰,而損益恰是應對否泰的方式。天道之新聞如是包養甜心,而人之平生,亦在新聞之中。惠言如是解釋:

 

人以陽生。復,人之始也;坤,人之終也。自復而臨而泰,謂之息包養網推薦,人之少而壯也;自否而觀而剝而進于坤,謂之消,人之老而逝世也。獨陽不生,獨陰不生。……往來者惟泰否焉,故泰否者盛衰之樞也。正人泰則不使為否,否則能使為泰。其用在損益。故曰損益衰盛之始也。……損之變為既濟,則不反否;益之變為既濟,則反泰,所謂各正生命也。性者人之成也,于卦為震;命者天之令也,于卦為巽。益之為也,復乎性而盡命。損反之反生命者不成以久,故可貞正其生命也。[43]

 

惠言此論,為錢竹初大哥欲學長生之術而發。故此盛論天道新聞及人生盛衰,勸之以禮矜持,窮理盡性以致于命,勿惑于釋老之說。其論正年夜篤實,精義進神,足為解《易》之法語。

 

五、流風所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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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惠言的影響,起首在于劉逢祿和常州學派。就易學自己而言,劉逢祿所隨從的就是張惠言的路數。其子謂劉逢祿“《詩》、《書》年夜義及六書小學,多出于娘家莊氏;《易》、《禮》多出于皋文張氏。至《年齡》,則獨抱遺經,自發神悟”[44]。劉逢祿不單治《易》,並且結果頗豐:“府君以東漢經師有家法可尋者,今惟何、虞、許、鄭四正人。虞氏之《易》,雖惠、張創通年夜義,學者尚罕得其門而進。因別為《易虞氏變動表》一卷,《六爻發揮旁通表》一卷,《卦象陰陽年夜義》一卷,《易言補》一卷,《易象賦》、《卦氣頌》一卷,撮其旨要,約其義例,以便綴學之士。”[45]張惠言的《虞氏易言》是未完成之作,劉逢祿為之補苴,甚能得張氏精力;其《易象賦》,則顯然是張惠言所謂“易者象也”的闡發。至于《虞氏變動表》等,則約張惠言之義,使之加倍簡明,便利學者進門。

 

要言之,劉逢祿從張惠言《易》學那里繼承了兩個特點:一是重家法和條例,這一點前引《行述》已有說明;二是《易》與《年齡》的互發。張惠言主《易》,故以《年齡》治《易》尚不特別顯著;而劉逢祿既以《公羊》為業,宜其說《易》以《公羊》也。

 

張氏既兼擅《易》與禮,不立今古文門戶,治學謹嚴,則其影響,不僅僅及于常州今文經學。蓋張惠言能辨別家法,推定鄭、荀、虞注條例,故欲治漢《易》者,舍張氏弗由也。與張惠言同時治《易》之名家,有焦循其人。阮元、王引之推許甚盛,而近代亦有學者褒揚之不遺余力。然焦循之《易》,非經學所能牢籠,本質上是以《易》學講數學。王引之贊其“鑿破混沌”,其實毋寧說是推倒一切,漢宋并棄。其氣魄當然雄壯,但于經學不成謂有補。故在當時,已有學者分歧意焦循的講法;晚清平易近初,更有不少學者反對。蓋經學有家法,家法意味著詮釋傳統。治經學,或許不認同某一家的家法,但至多要對家法有所懂得,上通經學之來源根基,然后再樹立本身的詮釋不遲。也恰是這般,真正將《易》學作為經學的,更推許張惠言而非焦循。

 

晚清治包養網推薦《易》者,有兩個特點:一是漢宋兼采,一是以禮治《易》。后者則顯然受張惠言的影響。黃式三、黃以周父子以《禮》名家,亦兼善《易》學。當然,張惠言之《易》屬今文,而黃氏父子之風格則偏古文,故黃氏對惠言亦有批評。黃以周主講南菁書院時,又將以禮治《易》的方式傳給唐武功、曹元弼。曹元弼作《周易集解補釋》及《周易鄭氏注箋釋》,引張惠言之說甚多;其《周易學》言及六十四卦新聞,則全錄張惠言之圖[46]。曹元弼序其作《周易鄭氏注箋釋》之意曰“六經同歸,其指在禮”[47],sd包養這恰是張惠言《祭金師長教師文》的開篇之語[48]。關于黃氏父子與曹元弼、唐武功易學的關系,筆者曾有專文討論[49]。曹元弼所欲復之禮,與張惠言之禮,未必雷同;然彼皆知以禮治《易》,使其不歸于詭譎空虛,洵足為今之治《易》者法也。

 

注釋:
 
[①]劉逢祿:《劉禮部集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1501冊),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版,第170頁。
 
[②]孫運君:《清代今文經學興起考——以惠棟、戴震、張惠言為中間》,《船山學刊》2005年第4期,第130-13包養dcard2頁。
 
[③]李慈銘:《越縵堂讀書記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2000年版,第19頁。
 
[④]惠棟:《易漢學》,北京:中華書局2007年版,第513頁。
 
[⑤]陳壽:《三國志》,北京:中華書局1959年版,第1322頁。
 
[⑥]費氏《易》的今古文歸屬頗有爭議。費直《易》的經文或許是古文,但傳費氏學的人如鄭玄、荀爽,其實都借鑒了今文家法的。
 
[⑦]谷繼明:《惠棟易學的定位問題》,北京:中華書局2017年版,第440頁。
 
[⑧]錢穆: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,北京: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,第582頁。
 
[⑨]汪學群:《清代中期易學》,北京: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09年版,第171頁。
 
[⑩]王應麟輯,惠棟,丁杰訂補:《周易鄭注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1冊),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版,第60頁。
 
[11]黎心平:《張惠言虞氏新聞研討》,《周易研討》2007年第4期,第57-66頁。
 
[12]所謂天道運行,即指一年的四時變化,月相的消長盈虛,等等,這些都表現在《周易》卦象之間的變化和聯系上。也恰是是以,漢人雖然重視象,但其背后的意義卻與宋代數理興趣的象數頗有分歧。
 
[13]劉玉建:《兩漢象數易學研討》,南寧:廣西教導出書社1996年版,第702-711頁。
 
[14]徐昂:《周易虞氏學》,南通:南通競新公司1936年版,第135-145頁。
 
[15]潘雨廷:《周易虞氏易象釋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2016年版,第525頁。
 
[16]李阿慧:《張惠言易學研討》,同濟年夜學人文學院2017屆博士學位論文,第74頁。
 
[17]陳修亮:《乾嘉易學三大師研討》,山東年夜學2005屆博士學位論文,第80頁。
 
[18]張惠言:《虞氏易禮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26冊),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版,第601頁。
 
[19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2015年版,第62頁。
 
[20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41頁。
 
[21]張惠言:《虞氏易禮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26冊),第602-603頁。
 
[22]何休注,徐彥疏: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版,第10頁。
 
[23包養意思]張惠言:《虞氏易禮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26冊),第604頁。
 
[24]張惠言:《虞氏易禮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26冊),第606-607頁。
 
[25]張惠言:《虞氏易禮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26冊),第601頁。
 
[26]張惠言:《周易虞氏義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26包養網VIP冊),上海: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版,第481頁。
 
[27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171頁。
 
[28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171頁。
 
[29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195頁。
 
[30]曾亦:《公羊家的文質概念與晚清變法思惟》,《復旦年夜學學報》2012年第11期,第?頁。
 
[31]漢人是以由文返質自居的。如董仲舒說:“今漢繼年夜亂之后,若宜少損周之文致,用夏之忠者。”(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)但后代人多不承認漢朝堪比三代。若何休等認為,孔子是考慮文質,各有損益。
 
[32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116頁。
 
[33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117頁。
 
[34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154頁。
 
[35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179頁。
 
[36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43頁。
 
[37]惠棟雖然也有家法的說法,可是就《周易述》來看,也是混淆虞鄭荀,很難說有清楚一貫的體例。張氏批評他“擺佈采獲”“旁征他說”(《周易虞氏義序》),良有以也。
 
[38]張惠言:《茗包養app柯文編》,第121頁。
 
[39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41頁。
 
[40]張惠言:《虞氏易禮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26冊),第603頁。
 
[41]張惠言:《虞氏易事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26冊),第648頁。
 
[42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67頁。
 
[43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151-152頁。
 
[44]劉逢祿:《劉禮部集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1501冊),第211頁。
 
[45]劉逢祿:《劉禮部集》,見《續修四庫全書》(第1501冊),第211頁包養價格ptt
 
[46]曹元弼:《周易學》(卷一),平易近國四年(1915)刻本,第26-29頁。
 
[47]曹元弼:《周易鄭氏注箋釋》(序文),宣統辛亥(1911)刻本,第32頁。
 
[48]張惠言:《茗柯文編》,第165頁。
 
[49]谷繼明:《黃式三與晚清易學》,《云南年夜學學報》(社會科學版)2016年第6期,第37-43頁。

 

責任編輯:近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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